2019年3月15日，是极其平常的一天，平常得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激起丝毫的涟漪。但于我而言却有点不一样：这天下午院里召开干部职工大会，宣布了内设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方案，我被摘去了“官帽”——不再担任办公室主任，成为院政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（捎带说一句，改革后的办公室已更名为综合办公室，职能较以前有所拓展；政治处也有了更为高大上的称呼，叫政治部）。这是我主动争取和领导真诚关照的结果，对三年后即可“耳顺”的我来说，不仅没有任何失落之感，反倒觉得十分欣然。

我在办公室前前后后工作了近二十年，当主任也有十年多。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，大部分时间要和文字纸笔打交道，承蒙同事们友善的抬爱（抑或是不带恶意的调侃），有人便给我冠上“笔杆子”的头衔。起初听到这个富有抬举性的爱称，我不免有几分窃喜乃至有点飘飘然，然而时间一长，就觉得这个称谓似乎成了额外的负担，因为我确实达不到别人期盼的和自己希望的那个高度。

顾名思义，同事们口中所谓的“笔杆子”，当然是指那些擅长写作的人。我这里所说的擅长写作的人，不包括作家、诗人、编剧、职业撰稿人、记者等等专业大腕，仅指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的“码字工”。回首我的“笔杆子”历程，深感自己实在是愧对这三个字。至于缘由嘛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
在近二十年间，我没有写过哪怕是一篇法学方面的学术论文，或者其他方面的理论文章。没有那本领、写不出学术论文也就罢了，我却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：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，又不是学法学的，怎么写法学论文呀。这个理由，只能“呵呵”。然而，学汉语言文学的却写不出理论文章来，就再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台阶下，只得自认功底不够，才疏学浅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自己就与“笔杆子”相去甚远，名不副实。此其一也。

以我的理解和实践，应运文写作——包括法院工作总结、工作报告、典型材料、调研报告等，是办公室“笔杆子”的常规武器。对这一武器的掌握和运用，我也没能做到驾轻就熟、得心应手，更别说信手拈来。我写了十多年总结和报告，都是一个套路的“官样文章”，八股气息浓厚，而未能将本院工作的特色、亮点和成功经验，恰到好处地提炼出来，展示出来，宣传出去，推介出去。所写的调研报告，也大多是数字的堆砌，现象的罗列，缺乏深入的分析，没有独到的见解，实属“调而不研”。而每每拜读上级法院或兄弟法院的这类文章时，我就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，甚为汗颜，觉得自己充其量也就是个伪“笔杆子”。此其二也。

其实我也知道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“笔杆子”，哪一个不是博览群书、勤学善思、博闻强识、满腹经纶、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呢？像我这样“笨鸟还不愿使劲飞”且怠于学习、懒于思考、畏于挑战的人，怎么可能达到那种境界。当然，我不是自谦，更不会自贬，算是自知。在办公室工作几十年，我自然也不会一无所获。特别值得欣慰的是，《中国法院网》的《法院文化》栏目，这些年采用了我的一些诗歌和散文，林林总总也有数十首（篇）。这些诗文，是我所学所历、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悟的真实记载、真切表达和真情流露，也是我工作、生活历程的再现，更是我心路历程的演示。虽然到今天为止，我和《中国法院网》的编辑们都未曾有过交流沟通，更无缘与他们相识相交，但是也神交已久。他们无声的鼓励和无私的支持，给予我前行的不竭动力与巨大信心，让我在艰难的“笔杆子”之路上没有望而却步，而是奋力向前。

现在，我已摆脱了“笔杆子”虚名的困扰，远离了“码字工”实岗的烦琐，但我并不想就此而放下手中的“笔”。为对文学的偏爱，为自娱自乐，也为怡情养性，我将继续赋诗作文。最后，来首打油诗，权当本文的结尾：花草树木皆有情，且以妙笔写我心；纵使难成笔杆子，也愿长作码字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