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景帝在录囚时遇到一个案件：防年杀死了继母，其杀人动机是继母杀死了自己的父亲。依照当时的律法，防年杀母的行为应当比照大逆论处。

 景帝犹豫不决，就问身边时年十二岁的太子刘彻的意见。刘彻认为，虽然说继母的法律地位和生母相似，但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才把继母比作生母，其实在感情上继母不如生母。在继母谋杀亲夫之时，已经恩断义绝，所以防年的行为可以比照杀普通的人行为定罪处罚，不宜以大逆论处。

 此事记录在《棠阴比事》中，明人吴讷按语如下：继母杀父，于防年不在亲亲相隐之列。如果比照杀普通的人行为，防年应当处以斩首之刑。要是比照明律有关父母为人所杀，而子孙擅杀行凶人的条款，防年只需被杖责六十，如果防年是在继母行凶过程中致继母死亡的则不以杀人罪论处。

 在本案中，涉及主要的问题是继母的法律地位。基于不同的考虑，本案有三种处理意见：一是继母的法律地位等同或比于生母，汉律对子预谋杀害后母者予以弃市，比于大逆则枭首；二是防年与继母的关系通过父亲的连接而产生，继母在谋杀亲夫时，已与丈夫恩断义绝，斩断了防年与继母的关系，所以防年杀害继母的行为可以比照杀害普通人处理，依高祖时的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；三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防年思报父仇而杀死行凶人可以原宥，依照明律只追究其擅杀行为，杖其六十，至于行凶人的继母身份则不予考虑。

 前两种处理意见的结果看似都是死刑，实则有所不同。且不说当时死刑的种类有很多，单就行刑的时间就有差异，秋决制度在汉朝已经定型，大逆判刑后决不待时，不用等到秋决，如果是普通的死刑一般会在秋冬进行，以顺天时，利用定罪到行刑这段时间遇赦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大。

 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同构，出礼则入刑，特别注重维护人伦秩序。汉朝逐步建立了录囚制度，对在押囚犯进行复核审录，纠正冤假错案。汉宣帝时确立了亲亲得相守匿的法律原则，三代直系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，除犯谋反、大逆以外的罪行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，没有向官府告发的义务且不得告发。重罪十条由来已久，殴杀尊亲属的行为后来定为恶逆，唐律疏议中对恶逆的处置原则是常赦不免，决不待时。